第二十四章
  准四点钟开票，票匦四周，十六名检票员团团围住，实际上议员与旁听者，只能听到唱票，不能看到开票。
  “曹锟！”
  唱完一票，随手交到旁边。保管选票的人姓张，是议院庶务科的一名科员，此人精于赌博，牌九摇摊、麻将扑克，门门皆精，有人说他是一名“郎中”，这话看起来不假，因为唱的这一票，明明是开玩笑的孙美瑶——临城大劫案的土匪头目，但故意唱作“曹锟”，是彼此商量好的，等将选票递了给他，也不知怎么一个手法，那张选票不翼而飞了。当然，另外补上一张“正确”的选票，并不费手脚。
  于是一路下来，都是“曹锟、曹锟、曹锟”，间或有“孙文”“唐继尧”，开到一百张以外，秘书长郑林皋拉了此人一下，于是唱出一张：“废票！”
  “慢慢！”有人大叫，“不能光唱废票，把票上的字唱出来。”
  废票上写的是，盖在支票骑缝上的图章“三立斋”三字，似乎不便照唱，于是秘书长郑林皋，想好一套说法，请吴景濂以主席的身份宣布。
  “废票之作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不便、不必亦不能唱票，譬如废票上乱七八糟涂了些不成文字的符号，请问如何唱法？现在请检票员鉴定，确为废票。至于如何作废，回头请议员同人来看了就知道了。现在继续开票，不必为废票问题耽搁宝贵的时间。”
  话一说完，大选派的议员纷纷鼓掌，表示支持，唱票员便接着高唱：“曹锟、曹锟、曹锟……”
  一直唱了两个钟头，开票完毕。人多手杂之际，一沓预先填好“曹锟”名字的选票，很容易地添了进去，由检票员一一计算，很快地有了结果。
  吴景濂将议事槌敲了两下，等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才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高声说道：“现在宣布开票结果：实发选票五百九十张，收回五百八十八张，除废票十二张以外，有效选票为五百七十六张，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依法当选为大总统。”
  此言一毕，大选派议员大声喝彩，拼命鼓掌，同时院外的几串一万响的爆竹大鸣。但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议员或旁听者，感觉上如释重负，有种遇赦出狱的喜悦。
  当然，兴奋的大有人在，第一个是吴景濂，回到办公室，提起笔来先拟贺电：“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正写到此处，副议长张伯烈闯了进来，便又加了他的名字，署名是“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谢天谢地，总算过关了。”张伯烈说，“刚才郑秘书长跟我说，这一趟的出力人员，应该从优奖励，而且越快越好。他自己不便说，托我转言。议长看，应该怎么办？”
  “当然应该奖励。”吴景濂想了一下说，“加发半个月薪水如何？”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张伯烈又说，“同时也应该论功行赏。”
  “只要经费有着落，加两个月也可以。无奈——”
  “不！”张伯烈打断他的话说，“院里的经费是有预算的，一文也不能加。我听郑秘书长的意思，是认为保定方面应该有所表示。”
  “这，”吴景濂有些踌躇，“似乎应该让他们自己有所表示，咱们去要，是不是显得太小气了些？”
  张伯烈心里冷笑，吴景濂为自己的利益，老早就穷凶极恶地开了条件，为属下却退缩了，明明是讨好人家，委屈自己。
  张伯烈寻思，要皮里阳秋说他几句，让他知道天下不只有他一个是聪明人。但已来了一班议员，就不便再说了。
  这班议员自然是大选派。他们都知道，吴景濂这回大卖力气，什么事拍胸一口应承，大有越过直系要角，而以曹大总统第一“功臣”自居之慨，目的就在阁揆一席；而直系亦似乎默认应以组阁酬庸吴景濂。既然如此，岂可怠慢？一个个笑容满面的，道劳的道劳，道贺的道贺。道劳答以“不敢当”，道贺就很难置答了，想一想，只好说一语：“是曹家的喜气，与我何干？”
  “怎么不相干。”有个姓方的议员，外号“大炮”，心直口快，“莲公为曹家建此殊勋，应该‘分茅裂土’，封作‘一字并肩王’，怎么不是喜事？”
  “一字并肩王”就是副总统。另有人说：“我们来拥戴莲公‘备位储贰’如何？”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吴景濂心想：曹锟的副总统应该是开府洛阳的吴佩孚。这句玩笑话传到洛阳，让吴佩孚起了误会，以为夺他的进身之阶，这个怨可结不得，因而复又正色说道：“诸公如果爱护景濂，千万别说这种无意义的话！”
  原是一句笑话，不道他看得如此严重，未免有些扫兴。方大炮掉头就走，使得局面越觉尴尬，幸好高凌蔚派人来请吴景濂议事，才解消了僵局。但身历其境的人，回想到他平时咄咄逼人的作风，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与其拥护此人，不如打倒此人。
  高凌蔚请吴景濂去商量两件事，一件是赍送大总统当选证书的人选。保派核心分子希望由两院议长为代表，但王家襄既未参加投票，肯不肯充任此一类似“劝进”的专使，颇成疑问。因此，只好做成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王家襄不愿，由众院正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去一趟保定。
  另一件事就大煞风景了。有个众议员叫邵瑞彭，将拿到的支票，拿到天津用珂罗版印了出来，分送各报馆，同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了一状，被告是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一共四人。
  事由当然是告他们进行贿选。状子中说直系自“国会恢复以来，以遥制中枢、联结疆吏、四方搜刮、筹集选费为第一步；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伕马为第二步；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为第三步；以速办大选、定期兑付、诱取投票为第四步。近月以来，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王毓芝等与三五不肖武人，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估定票价，传闻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竟公然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五百余人至甘石桥俱乐部，表面称为有事谈话，实则发给支票”。接下来，便陈述支票的出票人、兑付银行等等，附上影印的支票，作为证据。
  由于邵瑞彭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拜访检察长，一见了面，当场递上状子，使得检察长无法闪避，只有“求援”了。
  “求援”其实也是请示。一个电话打给保派嫡系的司法总长程克，报告其事，程克答说：“状子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能不能驳回。”
  “驳是能驳，不过舆论会攻击。”
  “舆论几个钱一斤？”程克在电话中激励，“你别怕！只要把这件案子驳回了，我保你升官。”
  驳这件案子就能升官，相对地如果受理这件案子，可能就会丢官。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检察长，决定亲自来处理此案。
  于是在会客室开侦查庭，隔着长桌，相向而坐，书记官另据一张小桌做笔录。姓名、年龄、籍贯当然不必问了。
  “邵议员，”检察长问说，“你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没有？”
  “没有。”
  “你是大总统的选举人？”
  “是的。”
  “那么，你选谁呢？”
  邵瑞彭一愣，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即问说：“这与案情有关吗？”
  “你不回答也不要紧。”检察长说，“邵议员既然没有竞选大总统，那么随便选出谁来，对你都没有损害，是不是？”
  一听话风不妙，邵瑞彭便说：“当然有。”
  “请你具体指陈。”
  “贿选出来的大总统，一定卖官鬻爵括地皮，才能把本钱捞回；这一来整个国家受害。我是国民一分子，当然蒙受损失。”
  检察长笑了，“邵议员，脱离我现在职务上的立场，我充分同情你的看法。可是，”他收敛了笑容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属于司法的范围。司法要讲具体事实与证据。邵议员如果竞选大总统，而有人贿选，妨害了你当选的机会，才有损害之可言。现在邵议员并无损害，就不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无法受理。”
  不说“驳回”而说“无法受理”，措辞虽很婉和，却仍惹起了邵瑞彭冲天的怒火。这个检察长很厉害，见此光景，先发制人。
  “邵议员，请冷静！这里看来是会客室，实际是法庭。”说着，向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有两名法警站着，邵瑞彭悚然心惊，检察长已经作了暗示，如果“咆哮公堂”，在法律上名为“藐视法庭”，亦可安上“妨害公务”的罪名，法官有权当庭收押，这个眼前亏可不能吃。
  于是他将一腔怒火压了下来，冷静地想了一下说：“我如果改为检举呢？”
  “检举什么？”
  “检举被告妨害大选。请问检察长，受理不受理？”
  “这是公诉罪名，当然受理。不过，”检察长问，“证据呢？”
  “咦！”邵瑞彭指着支票影本说，“这不是？”
  “这不是！”检察长信口而答，“你虽收到‘洁记’支票，据说出票人是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可是你无法证明这张支票是行贿的款子。”
  “你可以传出票人来问。”
  “我不能贸然出传票。如果他到庭说是私人债务，问我何以认定是贿款。我没有话回答，传他就成了滥用职权了。”
  邵瑞彭为之气结，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检察长，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离开职务的立场来谈。”检察长回头对书记官说，“现在是暂时退庭休息，私人谈话，不列入笔录。”
  邵瑞彭看他步步为营，知道搞不过他，但灵机一动，认为出气不成问题，心境暂告平静了。
  “这几天报上连篇累牍，登的都是贿选新闻。请问老兄，你真的认为‘卖布总统’当选是干净的吗？”
  “不，不！”检察长大为摇头，“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既然如此，你何不主动发挥你的职权？”
  “我没有立场。公诉罪名，也要有人检举，检举要看证据。邵议员，物证不足，用人证来补充。你能不能找一个证人？”
  “要怎样的证人？”
  “当然是能证明他们行贿的人。譬如另外受了贿的议员。”
  “既然受了贿，怎么肯出面作证？”
  “那就没法子了。”检察长双手一摊，满脸无奈的神情。
  “我就不相信，司法的力量，不能纠正这么严重的缺点。”
  “司法不是万能的。”检察长又说，“其实，倒是国会议员应该自己检讨，如果不受财，国家岂不是就不会受到损失了吗？”
  邵瑞彭默然，想想也不错，其实第一被告是受贿人，行贿人应该是第二被告。放过第一被告，告第二被告，岂非本末倒置。
  就这时候，法警进来请检察长去听电话。这一听了回来，态度就不同了。
  “邵议员，你把案子撤回去！”
  是命令式的语气，邵瑞彭大感不悦，冷冷地问：“不撤呢？”
  “不撤就宣布不受理。”
  检察长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是由于接了一个电话而来的。司法总长程克叫人告诉他，邵瑞彭是勒索，他曾向甘石桥俱乐部表示，至少要送他两万元，否则他将以支票影本为证据，提出控诉。甘石桥俱乐部一查，支票已经兑现。换句话说：邵瑞彭是纳了贿以后，又控告行贿的人。这种做法太无耻，连江湖黑道中人都不如。因此，关照检察长，对邵瑞彭不必客气。
  当然，这是片面之词，是否可信，犹成疑问。不过检察长既有命令，自亦无须顾忌，因而态度大改，使得邵瑞彭大为光火。
  “我不撤回，你宣布驳回好了！”他决定骂一顿出口气，“你什么东西，直系御用的走狗！”
  检察长勃然变色，指着邵瑞彭说：“你太不自爱了！我非扣押你不可！”
  “你凭什么？”
  “你藐视法庭，是现行犯，我就有权采取法律行动。”检察长向门外喊道，“法警呢？”
  法警应声进门，一个手里还持着所谓“戒具”，邵瑞彭如果拒捕，便不客气要上手铐。
  哪知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提醒你，此时此地，不是法庭。你刚才关照书记官，私人谈话，不做笔录。现在还是退庭休息的时候，我并不构成如你所诬控的‘藐视法庭’罪。不错，我骂过你，你是‘直系御用的走狗’，这算是公然诽谤，或者公然侮辱，请你提出控告。我再说一句，请你去告！王八蛋，你去告！我接着你的！”说完，扬长而出。
  检察长目瞪口呆，法警自然懂法律常识，没有法官下令，去拦阻这个议员，便是妨害自由，所以也只好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去。
  邵瑞彭官司没有打成，总算出了胸头一口恶气，所以昂首掉臂而行，神气得很。走到门口，遇见一个姓钱的熟人，也是地方检察厅的法官之一，劈面相逢，两人都站住了脚。
  “邵议员，你来有何贵干？”
  “噢，老钱，”邵瑞彭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把你们的检察长骂了。”
  “这，”钱法官说，“你骂了我们的检察长，跟我道歉干什么？这且不说，要问问你，为什么骂他？”
  “我来告状，他不准也还罢了，态度恶劣。”接着，他将经过情形为钱法官说了一遍，到得意之处，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钱法官低声说道，“我们检察长，已听上司的话，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立场，宜乎受辱。”
  邵瑞彭心想，民意代表亦有一个“顶头上司”：袁大头。
  “事情是过去了，不过耳目不能不遮。”高凌霨说，“这一次反对派最大的借口是，先修宪，有了宪法，再产生总统。现在大总统是有了，缺少一部宪法，面子上似乎不好看。莲伯兄，你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吴景濂想了一下，喜滋滋地说：“不要紧！我亲自去送大总统当选证书，将一部三读通过的宪法带了去。这样，总可以交代了吧？”
  “行吗？”高凌霨大惑不解，“大总统已定十月十日就职，怎么来得及？”
  “包你来得及，不过要增加‘出席费’。我在三天之内，就把宪法‘炮制’出来。”
  议员出席费每人每天一百元，以出席五百五十人计算，不过五万五千元，三天一共十六万五千，问题不大。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拨特别预算十七万，你把宪法‘炮制’。”
  于是吴景濂复回议院，找秘书长郑林皋来商量，决定开两天会——初读已经进行过了，只开二读会跟三读会，预计出席四百人，浮报一百多，“凑足”了法定人数，出席费大概要发八万元，多下的九万元分配给各社团的负责人，作为快马加鞭“炮制”宪法的酬劳。
  连夜发通知，十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开会，只是读了一遍，主席问说：“有无异议？”
  “通过、通过！”大选派鼓掌叫嚣，遮没了反对派的声浪，接着一哄而散。
  到得十月七日，在广州的革命领袖孙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国民党亦发表宣言申讨。孙大元帅又分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要求采取一致行动。见此光景，有些议员内疚神明，不敢出席，以致流会。
  这一下吴景濂着慌了，亲自出马，多方游说。到十月八日不管人数多少，捏造记录，草草三读通过了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中华民国“宪法”。晚报上立刻出现了“曹氏宪法”的字样。
  但吴景濂对嬉笑怒骂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带着桐木匣、古锦套、宣纸朱丝格，外镶蜜色绫边的大总统当选证书，专车到达天津。曹锟派他的胞弟，前直隶省长曹锐在车站迎接，同车到达曹家花园，但见里外张灯结彩，军警都穿着簇新的制服，岗哨布得老远，另外还有两班军乐队，等着在呈献证书时，奏乐志庆。
  等吴景濂一到，军乐队敲起洋鼓洋乐，接他进门，门外噼里啪啦鞭炮大作。二门之前，原有一道屏门，这天临时撤除，所以从大门一直可望到厅堂，通过一条甬道，只见曹锟降阶相迎，穿的是蓝袍黑褂，左胸缀一朵极大的红花，科头无帽，这副形象在吴景濂却还初见。
  原来他的穿戴，事先亦经过一番争议，最初的构想是穿大礼服，但有人提醒：接到当选证书穿大礼服，那么就职该穿什么？问得有理，此议撤销。
  有人说是外国君主如德皇、英皇、日皇，以及欧洲好些王国、公国的元首兼陆海军元帅，在官式场面中都着军服，此说亦通，不过在家穿起全副装备的戎装，总觉得不大对劲。最后，是曹锟的嬖人李彦青提议：“宝蓝缎面儿的灰鼠袍，玄色华丝葛马褂，双梁儿鞋扎腿裤，又大方，又漂亮。”
  这话有理，何况出于李彦青之口，自更有力，所以曹锟便是这身打扮迎客。
  “莲伯兄，辛苦，辛苦！”
  吴景濂只回答一声：“大总统！”作为招呼，随即只管自己升阶登堂，向里站定，等候曹锟就位，将桐木匣高高一举。
  “不敢当，不敢当——”曹锟还待客气，站在旁边的李彦青拉了他一把，才不再言语。
  “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大总统众望所归，以四百八十票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同人特推景濂专诚呈送当选证书，请大总统早日就职。”
  吴景濂说完，将桐木匣往前一递，李彦青随即接了过去，向曹锟嘴一努，使个眼色，意思是应该致辞了。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将背了半上午的谢词，结结巴巴地念了出来：“诸承国民厚爱，推戴本人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当尽忠竭智，依法执行职务，不负全国期望。”接着举起双手，不断打躬，“谢谢、谢谢！”
  呈送当选证书的仪式，算是行过了，曹锟出面招呼：“请莲伯先生客厅坐。”
  小客厅居中一张沙发，曹锟请来客在上首座，吴景濂不肯，“大总统一国元首，理当上坐。”推来推去，到底还是主人居上。
  “这一次，大家捧场，我很感激。”曹锟说道，“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请莲伯兄放心。”
  吴景濂一听这话，笑逐颜开，立即欠身答道：“理当效劳，以后追随大总统的日子还多。”说到这里，突然发觉，这不是在说私话，因而赶紧改口问道：“大总统预备哪天就职？”
  “后天。”
  后天就是双十节。吴景濂实在也是明知故问。曹锟定于十月十日就职，是早就商量好的，此中有一个巧妙的作用。由于孙大元帅已向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不承认贿选总统。保派深恐到时候外交团真个杯葛，不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定在双十节就职，是打算着外交团看在中国国庆的分上，会来觐贺，这一下面子上可以过得去了。
  “那么，大总统什么时候进京呢？”
  “也是后天。”曹锟答说，“后天一早坐专车进京，一到就行礼。”
  “到时候我带议员同人来迎接。”
  “谢谢，谢谢，不敢当。”
  寒暄到此，吴景濂不再作声，他希望曹锟自己有所表示，说一句：要多多借重。但曹锟却不开口，局势就显得有些僵了。
  于是曹锟便说：“莲伯先生路上辛苦了，请先休息。”
  “不必了！”吴景濂说，“我还要赶进京去。这一次议员同人，意见分歧，到现在还有好些人对我不谅解，得要好好安抚解释。”
  这是表功的姿态。曹锟虽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句话不能听不懂，立即抱拳说道：“这一回多承莲伯兄帮忙，我很感激。”
  “大总统言重了！”吴景濂加强了语气说，“既然追随大总统，自然要尽忠竭智，拿事情办妥当，不然何以为人？”
  这话说得很露骨，已充分表现了愿投身自效的决心。曹锟只是圆滑地连声道谢，并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这时吴景濂的脸色便有些难看了。曹锐见机拉着他在一起，用极其亲昵的眼色做了一个暗示，意思是另有心腹话相告。于是，吴景濂的表情缓和了。
  “吴莲伯志不在小，一直想组阁。”曹锐得意地说，“我想了一条坐山看虎斗的计策，请他跟王孝伯去商量。”
  原来王承斌亦觊觎阁揆一席，但还不便公开表示，现在曹锐请吴景濂跟他去商量，可以料想得到，王承斌必有一番说辞，将吴景濂的热衷之念冷了下来。
  但曹锟另有看法，他说：“王孝伯是吴莲伯的门生，倘或他们‘兴城二伯’说通了联起手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不会，不会！王孝伯深沉得很，怎么会跟他说真话呢？”
  “咱们自己也得有个打算，你看到底让谁来当总理？”
  “大家商量，还没有想出人来。条件太难了。”
  保派有自知之明，曹锟这个大总统，声望不够，全靠有个德高望重的总理，才能笼罩各方。同时财政上要拿得出办法。此外还有个条件是，必须吴佩孚看得顺眼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梁士诒最理想。但首先吴佩孚就反对，而梁士诒记起前怨，也绝不会屈就的。
  “目前，”曹锐又说，“只有让高五暂时代理下去。”
  高五就是高凌霨，他亦未尝不想“一正揆席”，无奈予人的印象，是幕后的策士，走到幕前，“台风”不佳，也就死了心了。
  曹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冷落异常。原因甚多，第一是时间仓促；第二是大家心照不宣，拿钞票买来的头衔，并不光彩，没有什么好宣扬的；第三，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据说曹锟看到大选的报销，心疼不已，由李彦青传出话来：凡事该当节省了。这一来，就是有人想热闹热闹，也意兴阑珊了。
  捧场的只是大选派议员，还有陆军、海军及直系部队的军官。不过由于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手腕，外交团却都到场了。事先礼宾司开了名单，简单地介绍了各国的国情，也注明了见到某国公使，应该说几句什么话。譬如对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应该对东京大地震表示关切之类。不过侍卫官将名单的次序搞错了一张，以致曹锟在握手寒暄时，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看到美国公使，说是“请向贵国女皇问好”，急得礼宾司员满头大汗。
  典礼草草终场，到得大总统办公室，坐上袁世凯坐过的那张大皮椅，不免踌躇满志。回想当初在小站卖布时候的光景，真有如梦似幻之感。
  坐向办公桌，自然要办公。第一件公事当然是发就职布告。李彦青将一个卷夹捧上来摊开，曹锟便提笔画了两竖，是草书的“行”字。第二件便不大看得懂了，要李彦青告诉他：“派高五爷代理国务总理。”
  “噢，噢！”曹锟提笔，又是两竖。再问第三件：“这是什么？”
  “是我的派令。”
  “是公府总务处长吗？”
  “不错。”
  “好！”曹锟转脸看了李彦青一眼，见他蓝袍黑褂，略具官气，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彦青却板着脸，又拿第四件公事，同时说：“公布宪法。”
  “宪法？”曹锟问说，“那不应该由议院公布吗？”
  “我也闹不清。”
  “你找张秘书长来。”
  找来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细心为他解释，宪法由国会通过，咨请大总统公布，这是有大总统的国家照例的规矩。他说：“请大总统判行，没有错。”
  “你说没有错就行了。”曹锟一面画稿，一面说，“你坐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曹锟是要跟他谈吴佩孚的事，因为保派打算另组“新直系”，排斥吴佩孚。对曹锟来说，这件事是很大的一个困扰。他认为张廷锷在驱黎这件事上很卖力，却又非直系，立场比较超然，所以想听听他的意见。
  张廷锷沉吟了一下问道：“大总统知道薛汇东这个人吧？”
  “是不是项城的二姑爷？”
  “不错，就是他。”
  “他怎么样？”曹锟大惑不解，怎么样也想不出袁世凯的二女婿薛观澜，跟他所想求得解答的问题有任何关联。
  “薛汇东前天跟我闲谈，他说，这回大选，暗潮汹涌，天津的各路人马，都想一逞身手，而终于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得力于一个人。请大总统猜一猜，得力的是谁？”
  “这，”曹锟秉性算是厚道的人，不肯没人之长，想了一下说，“吴莲伯。”
  “大总统也知道，足见只要肯尽心尽力，不愁上头不赏识。”张廷锷说，“薛汇东将吴莲伯比作一个人：《三国演义》中的张辽，说他大有‘张文远威镇逍遥津’之概。这话说得稍微深刻了一点，吴莲伯是张辽，黎黄陂就是汉献帝了。为什么黎黄陂会成为汉献帝呢？大总统倒想一想这个道理。”
  曹锟恍然大悟，直系能够一败段祺瑞，再败张作霖，创出“万儿”来就靠吴佩孚，没有吴佩孚，他就会成为黎元洪第二。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说：“我明白了，老四他们胡闹！”
  “老四”是指曹锐。张廷锷说的是公道话，却不愿凭空得罪曹锐，当即说道：“我刚才的那段话，请大总统千万搁在心里，不然，我以后蒙大总统垂询，就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僵持不决的国务总理人选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吴佩孚联络齐燮元、冯玉祥，向曹锟提出建议，主张由颜惠庆组阁，收拾时局。
  消息传到天津，王承斌幡然变计，心想，与其跟吴景濂暗中相争，使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不如支持吴景濂，便宜不落外方，到得吴景濂干不下去时，还可以接他的班。
  这番意思要传达给曹锟，最适宜的人选，自然是曹锐。事实上当初策动吴景濂包办贿选，谈条件时，曹锐亦曾在场，所以他也义不容辞地应该替吴景濂去争一争。
  反对颜惠庆组阁，保派的意见是一致的，除了颜惠庆本人的洋味格格不入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吴佩孚的保荐就不行。但是，对于吴景濂一样也很冷淡，因为大选一过，许多内幕逐渐揭开，吴景濂一手操纵，厚此薄彼的情形，不一而足，普遍引起议员的不满，一股倒吴的暗流，正在逐渐形成。如果此时提名以吴景濂组阁，未免太不识时务了。
  曹锟对于吴景濂亦无好感。因为账已经结出来了，大选的花费总计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直系各督军的报效，不过一个零头，曹锟本人足足花了一千万，心疼之余迁怒于吴景濂，认为他既是议长，对议员应该有相当的约束力，结果是拿他的钱买议员的好。像这种慷他人之慨的人，何能重用？
  因此，他想到了现任财政部部长王克敏。他们是老朋友，当光绪末年曹锟在保定当统带时，王克敏以直隶交涉使驻保定，便常有往还。入民国后，彼此有几次共事的机会，他发现王克敏有一项长处，该曹锟应得的钱，他不会装入他自己的荷包。在曹锟看，这就是“公私分明”，与吴景濂恰好相反。
  “大总统既然觉得王三爷不错，何不派他当国务总理？”李彦青看出他的心意，乘机为王克敏进言。
  “再看看。”曹锟答说，“万一提出去通不过，大家面子不好看。”
  从到了北京，李彦青跟王克敏走得很近。财政虽然困难，李彦青以公府总务处长的身份，有所需索时，王克敏从不让他失望。加以王克敏纨绔出身，起居豪奢，处处让李彦青由羡慕而崇拜，但最主要的是，当今要人中，只有王克敏不看轻他的出身——天津澡堂子的小伙计，视如昆季。而李彦青亦只有到王家做客，始有如归之乐。
  如今看曹锟并不反对王克敏组阁，只是顾虑着国会通不过，便特地去访王克敏，劝他不妨在议员身上下一番功夫。
  到得王家，先有客在。王克敏为双方介绍，彼此都有“闻名已久”之感。原来先到的客是曹汝霖，他不认识李彦青，李彦青也没有见过他，当下鞠躬如也地连声说道：“你老大人物，你老大人物。”
  曹汝霖却有些窘迫，因为不甘于跟他称兄道弟，而看他如此客气，其势又不得不略作敷衍，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谦谢地连称：“不敢当！”
  李彦青很知趣，进屋时看他们从烟榻上起来相迎，当然不是尚待过瘾，便是有话要谈，所以哈哈腰说：“两位总长请便！”
  这时王克敏便喊了：“阿凤，阿凤！”语声未终，门帘一掀，闪出来一个丽人，年可二十许，鹅蛋脸上一双眼睛比她袖口上镶的水钻还要亮。这就是王克敏从八大胡同移植来的一朵名葩：小阿凤。
  她先招呼一声：“曹总长。”美人京语，声美如莺，然后代替王克敏款客：“李处长，请这面坐。”
  “叔鲁，”曹汝霖一面复又躺了下来，一面艳羡地说，“你这两年艳福官运都不错，何以我大倒其霉，流年那么坏！”
  原来曹汝霖跟王克敏同岁，都出生在光绪二年丙子，他们组织了一个餐会，就叫“丙子会”，每年五月跟十二月，杨椒山与苏东坡生日那天，聚会作竟日之欢，因为杨、苏亦生在丙子年。
  虽是同岁，荣枯不同。曹汝霖先是丧父，热孝中两个姨太太又下堂求去，最倒霉的是颜惠庆内阁中的交通总长，本来为吴佩孚管电报的高恩洪，以及财政总长董康与他作对，说他经手“西原借款”的账目不清楚，由吴佩孚压迫内阁下令通缉，不得不避往天津。如今事隔一年，通缉令尚未撤销，每次到北京来，都还要先托熟人“保驾”。
  王克敏当然要帮他的忙，“撤销通缉的事，包在我身上。”他说，“至于其他，看谁来组阁，我再来想办法。”
  “谢谢！不过两件事都不必。第一，我决不向武夫低头，看吴子玉能把我怎么样。第二，我现在孝服还没有满，而且时局如此，我也不想出来。”略停一下他又说，“叔鲁，若非你跟曹仲珊的交情不同，我都要劝你，另作打算。你看看，‘吴大头’那班人，真正把做官的脸都丢光了。”
  王克敏一面打烟泡，一面倾听。到听完，烟泡也打好了，装在烟枪上递向曹汝霖。
  “你自己来吧！我想戒烟，能忍住还是忍住。”
  “戒烟是好事，我不劝你了。”王克敏一口气将一筒烟抽完，喝了两口热茶，方始答复曹汝霖的话。
  “润田，我不瞒你，为娶阿凤，我扯的窟窿很大，不能不抓个缺在手里。这一层，你在芝老面前，要替我解释。”
  “芝老”自是指段祺瑞。他的“武力统一”政策虽已破产，但军阀之中，比较起来还算他跟张作霖，心里还有“国家”，还有“百姓”。因此，政坛上一班有志之士，正在策动皖、奉两系与孙大元帅合作，倒直驱曹，重开新局。这一次曹汝霖到北京，便是受段祺瑞所托，来看看曹锟上台以后的政治气候。
  “芝老对你相当关切。”曹汝霖试探着问，“这一次不论谁组阁，你必是蝉联的？”
  “那也说不定。”王克敏答道，“民穷财尽，只靠发公债、向外国借钱过日子。这个财政总长，形同鸡肋，目前似乎没有人看在眼里，将来如何，就难说了。”
  “你看会是谁来组阁？”
  “吴大头总没份的了。颜骏人本来倒有点希望，不过经吴子玉一保，曹老四首先就有意见。此外，王聘老、汪伯老，都是可能的人选。”
  他指的是王士珍、汪大燮。但此两人都不热衷，加以外有跋扈的吴佩孚，内有佞幸的李彦青，更不见得肯出山。曹汝霖心这样在想，却不肯说出来，因为看样子李彦青跟王克敏走得很近，说这些话有些不合时宜。
  “冯焕章怎么样？”曹汝霖又问，“听说他跟直军处得不大好。”
  一提起冯玉祥，在王克敏便生厌恶之心，认为他虚矫不近人情，像这种人，迟早必叛，实在不宜驻扎京师重地。
  “此人是直系一患，我曾劝过曹仲珊，不如把他调得远远的。曹仲珊说，吴子玉主张把他摆在北京，有重兵监视，谅他不敢为非作歹。”王克敏又说，“现在军费困难，他那里每个月好几十万的协饷，负担很重。事实上他拿了钱去买军火，有枪有炮就不能没有人，他只管他扩充实力，不问国库负担得了负担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预备改一个办法，取消他的协饷，看情形酌量补助。”
  “他肯吗？”
  “不肯也没有法子，反正我只认陆军部，不跟他打交道，他又其奈我何？”
  其实天色将暮，主人留客小酌。曹汝霖因为另有约会告辞，李彦青却留了下来。就在上房的堂屋中开饭，小阿凤带着两个俊俏丫头，亲自招待，肴馔精洁，食器华贵，加上温柔周到的侍候，使得李彦青陶然欲醉了。
  一面喝酒，一面少不得要谈正事。“三爷，”李彦青问，“你来干国务总理好不好？”
  王克敏心中一跳，却不置可否，只望着小阿凤问：“你听见了没有？”
  李彦青行六，小阿凤管他叫“六爷”，她笑着说：“请你再说一遍。”
  李彦青发觉自己的话太突兀了，以致令人不能置信，便即说道：“是这么回事。现在国务总理还没有人，洛阳保了一个，大总统不愿意，我就说：‘何不让王总长来干？’大总统说，怕提出去碰钉子，面子不好看。小嫂子，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小阿凤不太懂，不过她的领悟力极高，想了一下，问的话还是在要害上：“碰谁的钉子？”
  “自然是国会。”李彦青紧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三爷不妨在议员当中活动活动。”
  “算了，算了！”王克敏摇着手说，“我惹不起他们。八百罗汉，一炷香一炷香烧到，那得多少钱？而况这一趟，把他们的胃口弄大了，本来一两百可以打发的，现在动辄千儿八百。有这个钱，我宁愿输给你，也不去塞狗洞。”
  李彦青一听，大为扫兴。小阿凤便埋怨王克敏：“你看你，六爷一番好意，你叽里呱啦，倒了一箩筐的废话。”接着，便提起银酒壶为李彦青斟满了酒，然后举杯说道：“六爷，我陪你喝一杯。”
  不说敬酒，却说“陪你喝一杯”，李彦青觉得格外中听，笑嘻嘻地举起杯来，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彦青，”王克敏等他干了酒以后说，“你看大总统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三爷是指内阁总理？”
  “是啊。”
  “听他的口气，还是老一辈儿的比较合适。新派人物，不大合他的口味。他说：‘那班在外国多年的，像颜总长、顾总长，他们说的话，我至多能懂一半，那多别扭？所以还是老派儿的人好。’”
  “既然如此，我提一个人，你乘便探探大总统的口气看。”
  “行！”李彦青问，“三爷，你说谁呢？”
  “也是我们杭州人，论资格绰绰有余。”
  “到底是谁呢？”
  王克敏是用一种诱导的手法，希望将他要保荐的对象，身世经历，一层一层让李彦青了解，然后在曹锟面前进言，才有效果。哪知李彦青毕竟只是澡堂子的小伙计，全然不能领会王克敏的用意，因而有些性急难耐了。
  “三爷，你别绕弯子了！干脆说吧，是谁啊？”
  “孙总长孙慕韩！”王克敏说，“你总见过吧？”
  他本想说“你总听说过吧”，临时起意，改“听说”为“见”，便是捧李彦青的说法。当然，李彦青是见过，不过亦只限于见过而已。
  “噢，三爷，你是说孙宝琦孙总长？那当然见过。”
  于是，王克敏将孙宝琦的经历，在清朝当过顺天府尹、山东巡抚，并曾两次持节出使，第一次使法，第二次使德。入民国后，被推为山东都督，民国二年在熊希龄的“人才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以后当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也兼代过国务总理。论资格绰绰有余，为人性情随和，各方面的人缘都不错，一定能胜任阁揆一席。
  这时，李彦青想起来了，孙宝琦与前清庆亲王奕劻是儿女亲家，他的一个女儿是王府贝子的福晋，在天津的交际场中，赫赫有名。这一谈起来，因为在清末“满汉通婚”还是新闻，所以成了很有趣的话题，谈得很起劲。
  不久，一个丫头到小阿凤身旁，轻轻说了几句话，她便打断他的话说：“李处长，刚才公府来电话，请你回去。我让他们端饭来吧！”
  “不要紧，没有什么事。”李彦青谈兴方浓，毫不在乎地说。
  不一会儿电话来催了，他仍旧置之不理；第三次来电话，指明要李彦青亲自接听。这下王克敏也说话了：“也许有要紧事，请先接了电话再说。”
  李彦青无奈，拿起听筒，刚喊得一声：“喂！”对方就抢着发话了。
  发话的是曹家上房的一个丫头，尖着嗓子喊道：“我的处长老爷，你倒是怎么回事？大总统等你回来洗脚，水都换了三回，快发脾气了！”
  声音很大，溢出话筒，他怕陪他来打电话的小阿凤亦已听见，顿时脸上一红，说一声：“好了，好了！我就回来。”
  小阿凤确是听见了，怕他不好意思，目望他处，装作未闻，等他搁下听筒，方始问道：“什么事？”
  “大总统有件事交办。”李彦青拱拱手说，“叨扰，叨扰！我得走了。”
  小阿凤亦不挽留，只说：“随时请过来玩！”接着便传话下去，招呼李彦青的司机预备。
  于是由小阿凤代表王克敏送客，真如通家之好一般。不过送只送到二门，接下来由门房引导上车。汽车踏脚板上一面一个身挂盒子炮的公府卫士，一手勾住车窗，护卫而去。王克敏家的客，身份比公府总务处长高的，不知凡几，但只有李彦青喜欢要这一套排场。
  回到西苑，曹锟已经睡着了，睡是睡在特为改装的一间浴室中，设备与北京、天津的澡堂子相似，不过讲究得多。李彦青便卸去华丝葛长袍，只穿一套灰哔叽短褂袴，拿着一包锐利无比的扦脚刀，轻轻推门而入。只见曹锟盖着一块大毛巾在打鼾，看池水清澈见底，知道尚未入浴，那就还得擦背，因而他连短装都卸掉，腰际围一块大毛巾，先替曹锟按摩。
  一揉一搓，自然将曹锟闹醒了。张眼一看，便即问说：“你到哪儿去了？”
  “我在王总长那里。”李彦青答说，“那里的丫头把电话弄错了。”
  “怎么回事？”
  “这面说是‘公府’，那面以为是‘宫府’，王总长有个朋友，姓陈宫的宫，就这么一错开，耽误了一会儿，你也犯不着发脾气啊！”
  说话，轻声细语，带着点怨怼的意味，曹锟倒觉得老大不忍，“好了，好了！”他说，“我是鸡眼疼得要命，所以急了。”
  原来曹锟那双脚由穿草鞋到穿朝靴，拘束太甚，长了许多鸡眼，经常要细细修削，不然步履维艰、寸步难行，这也是少不得李彦青的原因之一。
  “那就先下池子泡吧！”
  于是李彦青为曹锟擦背、扦脚、捏脚、捶腿，“全套侍候”，累得满身大汗。曹锟却是神清气爽，精神十足，坐起身说道：“咱们喝酒吧！”
  喝酒也还是那种喜欢泡澡堂子人的习惯，将酒菜都端到炕几上来吃。曹锟举着酒杯，“话匣子”便打开了。
  “王总长跟你聊些什么？”
  “谈赌经——”
  “他就是赌害了他。”曹锟抢着说，“你可别学他。”
  “我哪里够资格学他？人家是公子哥儿出身，从小就阔惯了的。”李彦青说，“我也不过在他那儿打打输赢不上万的小牌。”
  “你的口气倒真不小，万把块钱输赢，还说是小牌。”
  “这也是由我的差使上来的。谁教我是第一个大衙门的总务处长呢！如果万把块钱看得不得了啦，那不丢大总统的脸？”
  曹锟想不通他的话是错，还是不错，笑笑喝了口酒问：“听说王总长的新姨太太长得很美，是不是？”
  李彦青本想将小阿凤大大地夸奖一番，但话到口边，忽然起了“小人之心”，心想倘或将曹锟说得心猿意马，忍不住要他设法勾搭上手，可是件无法交差的事。
  因此，他摇摇头，淡淡地说一句：“也不怎么样。”
  “怎么，你的眼界倒高！大家都说她是绝色。”
  “谁说的？”
  “说的人可多啦！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让我看一看？”
  “那容易！”李彦青毫不考虑地说，“请姨太太发个帖子，邀她来吃饭打牌，不就看见了？”
  “你这是个馊主意！”曹锟没有看出他是故意出这么个馊主意，犹自大摇其头，“那一来，不把醋坛子都砸得稀烂？”
  李彦青不作声，心想不替他想办法，见得自己不尽心，若要想办法，自也不难，就怕他得寸进尺，因而深感为难。
  “这样，”曹锟说道，“你不妨给王总长递个帖子，让他请我吃饭，不就有机会了？”
  “不见得！请大总统，当然邀部长作陪，女眷都回避了，怎么会有机会？”
  “那么，依你说呢？”
  “依我说，这件事急不得。”
  “好吧！我不急，你只记在心上就是。”
  “大总统交代的事，我哪一件不是全心全意在办？”李彦青觉得时机成熟，紧接着说，“譬如内阁总理，我今天跟王总长谈起，他提到一个人，我一直在想，倒还合适。如果不是大总统为这个烦心，我也用不着去瞎操心。”
  曹锟并没有想到，像李彦青这样的角色，居然参赞密务，是件极荒唐的事，只得起劲地问：“王总长提到谁？”
  “孙总理。”
  “你是说国民党的孙总理？他要打倒咱们，那怎么行？”
  “不是、不是！我是说代理过内阁总理，庆亲王的亲家那个孙总理。”
  “噢，你是说孙慕韩，那还差不多。”曹锟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也想到过他，就怕他人太好，应付不下。既然王总长也保他，我来跟四爷他们谈谈。”
  “四爷”曹锐没有意见。因为孙宝琦为人平和，人缘不错，曹锐觉得不便表示反对。
  接下来便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了。他对孙宝琦虽无好感，但因孙宝琦当过山东巡抚，吴佩孚比较念旧，以此一重渊源，复电表示赞成。
  于是，在未征询孙宝琦以前，保派核心分子先做了个计议，王克敏的财政、吴毓麟的交通，是谁都抢不去的。
  此外，保派知道曹大总统在国内的声望，即令没有贿选一事，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外交一环，非常重要，而顾维钧声望正隆，决定请他蝉联。
  至于颜惠庆，既然吴佩孚、齐燮元出面保他，当然亦要顾顾面子。好在有个农商总长，虽说闲缺，毕竟是阁员，决定请他承乏。其他教育、司法、内政，心目中大致也都有了人，不过既然请孙宝琦组阁，名义上不能不表示尊重，这些内定的人选，都不妨到时候相机运用。
  孙宝琦倒是同意了，但提到国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主要的原因是，反吴景濂的势力，仿佛一夕之间，风起云涌，结成了“同盟”，要迫他从“议长”的座位上走下来。对孙宝琦的同意案，便莫名其妙地被搁置了。
  这使得王承斌大起戒心，想起“飞鸟尽，良弓藏”的成语，兴起兔死狐悲之感。曹锟毕竟比较忠厚，认为他辛苦了一场，应该有所酬庸，特派王承斌以直隶省长兼任督军。当然，吴佩孚“加官晋爵”是必然的，顺理成章地由直鲁豫巡阅副使，扶正为巡阅使；齐燮元等于“两江总督”，亦当笼络，升任为苏浙皖巡阅使，看似与吴佩孚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差着一大截，只看吴佩孚一手提拔的萧耀南，居然亦发表为两湖巡阅使就可以知道了。
  被冷落的是冯玉祥，仍旧当他的陆军检阅使。这当是吴佩孚故意压制的结果。因此，冯玉祥的第十一师，所属五旅三团，对于吴佩孚的传说特别多。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吴佩孚跟段祺瑞一样，热衷于武力统一。不过，声望地位的不同，做法不大一样，段祺瑞是尽力拉拢各个部队，使为己用；而吴佩孚采取相反的手段，以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洛派直系势力为主。
  不用说，第一个异己便是冯玉祥；第二个是“非我族类”的王承斌，怕他与张作霖暗通款曲，准备解除他的兵权；此外预定将担任陆军总长的第九师师长陆锦，亦为吴佩孚看不入眼，急欲去之而后快。
  首先被开刀的是王承斌，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换了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他所想出来的一个理由是：督军及阁员，不得兼任师长。吴佩孚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将他最亲信的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换了人。
  这一来王承斌大为愤怒，同时对曹锟亦起了严重的误会，以为让他兼任直隶督军，原是一个圈套，本意就是要撤他的师长。
  “他妈拉巴子的！”王承斌对极少数的亲信发牢骚，“过河拆桥，太不够意思了。我跟直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想而知，王承斌如要反直，就必然会倾向关外。张作霖原是早就在原籍东三省的直系将领中下了功夫，现在有王承斌暗通款曲，卷土重来，报仇雪耻的机会，看来真的是近了。
  以湖北革命同志为主的一班老革命党，如“刘麻哥”等人，在发动一项运动，拉拢真正有力、能够控制部下的一班巨头，合力创造新局面。
  被公认为够格的“巨头”只有三位：广州的孙总理、关外的张老帅，以及隐居天津、礼佛下棋的段合肥。徐世昌被认为一生事业，已经结束；黎元洪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声誉大跌，已不足以号召人心；曹锟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在其列。
  段祺瑞本身已有些心灰意懒的模样，但他的一班部下，却对皖系会让直系逼得透不过气来，始终不平、不服，因此皖系势力，硕果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幕中谋士如云。曹锟贿选成功后，卢永祥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表明不承认曹锟的立场，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状态。
  这一来，卢永祥便已构成被讨伐的条件，为求自保，必须多结盟友，便继《江浙和平公约》以后，由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与安徽的士绅、当过末任湖南巡抚的余诚格奔走联络，缔结了《皖浙和平公约》。接下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成立。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三邻省，和平共处，足以隔绝直军南下。但福建是个缺口。
  两省士绅当然亦想有这么一份可免战火的文件，但在福建的孙传芳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大大不可。除非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话是冠冕堂皇，其实倾向直系。孙传芳志不在小，并吞东南，自成局面，在他看来是迟早间事，自然不愿以一纸条约，束缚了自己的行动。
  因此颇有人担心孙、卢会发生冲突，哪知结果竟出现了“齐卢战争”，亦就是江浙战争。
  江浙之间为了争上海这个地盘，积怨已久，民间虽有和平公约，齐燮元却不惜兵戎相见，终于因为属于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引发了历时一个月的齐卢战争，结果是齐胜卢败，皖系最后的一股势力，亦归于消灭了。
  但卢永祥与张作霖早就有约，联合讨直，所以齐卢之战爆发以前，卢永祥派他的长子、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小嘉，由奉天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陪同，秘密到沈阳去活动，希望张作霖派兵入关，作桴鼓之应。
  张“老帅”自第一次三路讨直，大败而归以后，怀着卧薪尝胆的心情，整军经武，将陆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拥有六艘兵舰，一百二十多架飞机，分编为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大队，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空军司令。
  最重要的扩充是，强化沈阳兵工厂，员工用到六千人之多，每年可制造七十五生的野炮两百门，一昼夜可出产步枪子弹四十万发。这一支武力，真所谓“兵精粮足”。新旧两系的将领，早就跃跃欲试。张“老帅”自然亦想卷土重来，只以不能兴无名之师，因而按兵不动，如今既有可以出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弃，在卢小嘉到沈阳的第二天，便发表通电响应浙军，声明奉军因受直系压迫，不能不起而周旋。
  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仍旧用“镇威军”的名义，也仍旧用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六个军，除第六军为骑兵以外，其他五个军都是步兵。最精锐的是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正副军长，特别配置了一个骑兵旅。
  总司令部设在锦州，以第三军守山海关，而以第二军指向热河朝阳为主攻。这一军的正副军长是李景林、张宗昌。出兵以前，由张宗昌发起，与张学良、郭松龄“拜把子”。张宗昌是老二，他向张作霖说：“咱们替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给点儿饷，请咱们弟兄玩得痛快就行了。”
  九月十五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却无动静。原来沈阳与洛阳之间的“电报战”已进行了好些时候。曹锟虽为直系首领，却不愿与奉军开战，这不仅因为彼此是儿女亲家，主要的是曹锟尚有自知之明，奉军已非吴下阿蒙，直军多半不敌，倘或失败，一千三百多万做大总统的本钱全部泡汤，岂不心疼？所以一直采取劝和的态度，使得吴佩孚深为不满，这时有意冷淡，看曹锟如何。
  眼看“渔阳鼙鼓动地来”，曹锟真的急了，亲自拟了个电报，开头是“百万火急”，称呼是“子玉老弟”，正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亲，不如你我亲，一切都听你的”，具名是“小兄锟”。
  吴佩孚大为感动，也大为得意，复电准九月十七日专车晋京。到了那一天，前门车站，将星云集，直系大将王怀庆、王承斌，以及冯玉祥都列队欢迎。车站外面，一直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施行戒严，九陌寂寂，红尘不起，仿佛前清皇帝出警入跸，从袁世凯以来，从没有人这么威风过。
  欢宴席上，曹锟面授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节制直系所有兵马，王承斌为副司令。第二天晚上，吴佩孚在西苑四照堂点兵，派十五师师长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带领直系精锐，吴佩孚本人的第三师，以及第九师、第二十三师，出山海关为进攻的主力。
  第二军总司令是十三师师长王怀庆，带领所部及一部分杂牌部队，出朝阳进攻辽西走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早经扩编为第十一师，奉派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经滦平策应第二军。此外还有一支援军，杂凑而成，由吴佩孚的嫡系张福来指挥。
  其时冯玉祥由于黄膺白的活动，已怀异志。点将以后，当面向吴佩孚要求先发饷，才能开拔。吴佩孚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兵临城下，不发饷不能打仗，这叫什么话？别人哪个来要过饷？”
  冯玉祥碰了个大钉子，忍住了。接下来要多拨车辆，以便开拔。吴佩孚批了四十一辆。事后想想，应该加以安抚，便去视察十一师，面致嘉许，而且在冯玉祥面前许了愿：只要击败奉军，保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冯玉祥表面唯唯，心里冷笑，知道他这话对王承斌也说过。
  大军陆续出发，冯玉祥为了倒戈方便，将他的部队尽量拉长，一旦回师，后队改为前队，立刻便可攻入北京。直军倾巢而出，只剩一个装备很不坏的卫队旅，但不肯担任守城门的勤务，由徐永昌的一个城防营警卫九门。这下更加方便了。
  吴佩孚当然是怀着戒心的，急调在河南的张福来，带领他的基本部队二十四师，靳云鹗的十四师，以及曹锐、田维勤各部进京，但到了丰台、长辛店及南苑各处就不再往前走了，作用就在防备冯玉祥。
  其时前方直军失利，第二军首先失败，热河的朝阳、开鲁相继失守；山海关方面，镇威第一军、第三军组成联军，以优势的火力制压，山海关上九门口等要隘，先后攻破。但吴佩孚并不着急，因为他自以为还有条奇计，海军进攻葫芦岛，另以奇兵由海道自营口登陆，直捣沈阳。奉军根本之地一失，不能不降。
  不料海军懒洋洋不起劲，副司令王承斌在古北口又有不稳的消息，而李彦青又不断在曹锟耳边絮聒：“怎么不上前线呢！坐在北京城里当总司令，我也会当啊！”这话传到吴佩孚耳朵里，可真气得一佛涅槃，二佛升天。
  已决定亲临前方指挥的吴佩孚，恨恨地说了句：“等我回来，非宰掉这兔崽子不可！”随即坐上专车直驰山海关，随行的有各国观战武官、中外新闻记者一百多人，声势浩大，使得吴佩孚不但忘掉了李彦青的可恶，而且陶陶然地遥想“公瑾当年”了。
  “秀才将军”一到前线，阵脚暂时稳住了，但先前损兵折将已多，势必非动用援军不可。冯玉祥在前线按兵不动，待机而动；在后方留守的两名团长蒋鸿遇、刘汝明，用笨法子在车站数兵车，由双十节数到十月二十，兵车已渐稀少。而在前方，冯玉祥在西面，对东面激烈的战况，不甚清楚，直军总部的消息，说是胜利在望；而由关东军方面所得的情报，直军不利。由于说法不一，冯玉祥有些举棋不定，生怕倒戈一开始，吴佩孚有余力追击，那就非被消灭不可，因而颇为苦闷。
  哪知就在此时，参谋长张方严来了个催促出击的电报，其中有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恍然大悟，直军总部所发的战报，完全靠不住。于是，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开始“班师”，急行军一日一夜，走了两百多里。
  “大总统，请放心吧！”李彦青手里拿着一通电报，“前方总反攻了！你老的亲家快要跟你讨饶了。”
  “唉！打什么仗？输了不得了，赢了也烦，又是犒赏，又是升官。我心里闷得很，找点什么乐子吧！”
  “昙花快开了！喝酒赏花好了。”李彦青兴致勃勃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昙花。听说是金色的。”
  “哪有金色的花？”曹锟笑道，“开金花，还长金子呢！”
  这样调笑着，曹锟的心情轻松了些，置酒花下，一面闲谈，一面守着昙花开放。
  “大总统见过昙花没有？”
  “没有。”
  “那就保不定真有金色昙花！”
  曹锟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说不定。就像我，怎么样也想不到会当大总统！”
  一语未毕，只听李彦青大叫：“开了，开了！”
  果然，如向日葵似的昙花慢慢开了，其色红黄，说它是金色亦未尝不可。
  突然，一声枪响，曹锟、李彦青都是一惊，回头看时，一队缠着“国民军”臂章的军队闯了进来——曹锟被软禁，李彦青被捕了。当然，金色昙花也萎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