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老了，又经常生病，恐怕担不起这差事啊……”
  司马绍理解纪瞻的担心。他郑重言道：“纪公放心，我不需要您做什么，只要您能待在这个位置上就够了。”
  纪瞻不再推辞，接受了中领军的官职。
  王敦并没反对这项任命：一来是考虑到江东士族跟王导的关系；二来他自己也想笼络江东士族，不能为这事就得罪纪瞻。
  司马绍看着身边的禁军侍卫尽归纪瞻之手，心底暗暗松了口气。接下来，他要与王敦展开真正的博弈，他要活到跟王敦正面开战的那一刻，到时候，这批皇宫禁军将成为他对抗王敦的生力军。
  深入虎穴
  公元323年7月，司马绍册立妃子庾文君为皇后。刚登基就立后的情况在皇帝中并不多见，司马绍这么心急，并不是因为他有多爱庾文君，而是因为他必须要尽快争取到庾文君的哥哥庾亮以及整个庾氏家族的支持。补充一句，西晋名臣——贾充的政敌——庾纯，是庾亮的长辈，颍川庾氏家族在当时势力相当强大。
  同月，司马绍让外戚庾亮当上中书监，又让两度救过自己的温峤当上中书令，由此，他算控制住了中书省。
  但王敦有所警觉，勒令司马绍把温峤派到姑孰来，他想摸清温峤的底细。
  司马绍不敢跟王敦来硬的，他不仅让温峤去了姑孰，更主动把庾亮也派过去好言安抚，唯求让王敦放松警惕。
  庾亮和温峤都是聪明人，他们一到姑孰，就主动跟王敦套近乎，甚至假惺惺地帮王敦出谋划策，教王敦怎么对付司马绍。渐渐地，王敦对二人消除了戒心。庾亮、温峤能这么顺利跟王敦拉近关系，并不单单是凭借天花乱坠的嘴皮子功夫，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政治立场其实与王敦有很多共通之处。譬如，二人都把刘隗、刁协视为佞臣，都反感法家理念，再有就是都跟王导关系很好。温峤初到江东时曾把王导恭维成名相管仲，庾亮更说：“依托在王家屋檐下，不惧寒暑。”若说二人与王敦的不同，则唯有一点——他们把司马绍视为自己最大的后台老板。当然，关于这一点分歧，他们就算死都不会流露半分。
  与此同时，司马绍开始把手伸向外州。
  纵观整个江南，除了广州、交州两个不毛之地外，扬州、江州、湘州、荆州全部被王敦攥在手里，司马绍只能见缝插针，他想到了司马睿临终前给他留下的最后一个棋子——郗鉴，以及其背后的流民军势力。
  这年年底，司马绍任命郗鉴为江西都督（扬州西部诸郡，并非今天的江西省），就近驻扎在江北淮南郡。
  王敦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皇帝在朝廷里折腾，但皇帝想把手伸向外州军权，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忍的。结果，郗鉴在上任淮南的途中就被王敦劫持到了姑孰。
  这么一来，司马绍最仰仗的三个重要亲信——庾亮、温峤、郗鉴，全部身陷王敦虎穴，这对司马绍而言，是最艰难的时刻。
  但是，司马绍全无任何反抗能力，他只能信任这三个人，信任他们对皇室的忠心，信任他们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
  温峤和庾亮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主，二人自打来到姑孰，就玩命向王敦表忠心。不仅如此，温峤更凭借出色的情商赢得了王敦首席谋主钱凤的认可。
  这天，王敦因为诸葛恢大发雷霆。原来，他任命诸葛恢做丹阳尹（京畿郡太守），可诸葛恢不想跟王敦搅和太近，一直死赖着不上任。我们讲讲这位诸葛恢，他是魏朝“淮南三叛”之一诸葛诞的孙子。他的爸爸即是终生不向洛阳方向坐卧，与司马炎势不两立的诸葛靓。不过，祖辈的仇恨不可能这么无休止地延续，否则，琅邪诸葛氏必将没落。在“永嘉南渡”的移民大潮中，诸葛恢逃到江东，出仕司马睿。他颇具才干，任会稽太守期间被评为天下政绩第一，与荀闿、蔡谟合称“中兴三明”，当时有句顺口溜：“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琅邪诸葛氏与琅邪王氏是同乡，再加上王导也对诸葛恢青眼有加，王敦自然想拉拢，但没想到诸葛恢不识抬举。一气之下，他索性罢了诸葛恢的官。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丹阳尹这个位子让谁坐好呢？
  温峤看到了脱身的机会，能当上丹阳尹就能回建邺。他对王敦说：“丹阳尹职位重要，您务必派自己人去，如果让朝廷任命，将来怕是不好控制。”
  王敦反问：“你觉得谁合适？”
  温峤当然想自己做丹阳尹，但如果他毛遂自荐，肯定会引起王敦的怀疑，便答道：“钱凤最合适。”他知道钱凤是王敦最信任的谋主，二人如胶似漆，谁都离不开谁。
  钱凤的确不想离开王敦，他看温峤推荐自己，一方面出于感激，另一方面礼尚往来，便反过来推荐温峤。
  “在下哪里担得起这重任，还是温峤合适。”
  王敦警觉地盯着温峤问道：“你想做丹阳尹吗？”
  温峤连连摆手：“我不行，还是钱凤合适。”
  王敦见温峤一个劲儿地推辞，这才放心让温峤做了丹阳尹。
  不过，温峤揣测钱凤只是仓促间出于礼貌推荐自己，事后很可能醒过味来，劝王敦收回成命，因此，他必须要比钱凤棋先一招。
  趁着一次酒会，温峤假装喝得醉醺醺，撒起酒疯跟钱凤吵架。这场争端被王敦看在眼里。
  酒席散去，钱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果然劝王敦把温峤留驻姑孰。
  正如温峤预想的那样，王敦认为是钱凤小心眼。他不以为然道：“温峤喝多了，你也别太记仇。”
  就这样，温峤顺利返回建邺。没两天，庾亮也被王敦放了。
  再说郗鉴这边。
  钱凤向王敦提议杀掉郗鉴以绝后患。王敦一来担心这么干会导致江北流民军出乱子，二来觉得可以将郗鉴拉到自己阵营，就如他之前“成功”笼络庾亮和温峤一样。于是，他决定给郗鉴一个没有兵权的高官位。先前王敦让郗鉴当尚书，对方拒不接受，这回，他抛出了一个更大的饵——尚书令，随后把郗鉴遣送回建邺。由此，郗鉴也从姑孰虎口脱险。
  《晋书》中记载，郗鉴在姑孰时跟王敦有过一段对话。二人谈及西晋名士。王敦认为满奋（魏朝名将满宠的孙子）比乐广（擅长清谈的名士）强。
  郗鉴反驳道：“昔日司马遹被贾南风废黜时，乐广柔而带刚、坚守正义；满奋却将那些为司马遹送行的官员收押，又在司马伦称帝时奉上玉玺，可谓有失大节。二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王敦辩说：“那会儿朝廷里人人自危，也不能因此就说满奋不对。”
  郗鉴大义凛然道：“大丈夫既效忠天子，又怎能苟且偷生？若遇上社稷危难，理应舍命报效！”
  这段对话，虽然说得振奋人心，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早在皇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废掉时，王敦曾以太子幕僚的身份为太子送别，因为这事，他被阿谀贾南风的司隶校尉满奋缉拿，后被河南尹乐广仗义解救。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王敦绝对该鄙视满奋，钦佩乐广。可他对二人的评价完全颠倒过来，相当不合情理。
  其次，郗鉴是个聪明人，他小命握在王敦手里，肯定不敢这么跟王敦叫板，如果他向王敦坦露心迹，王敦断不会放他走。
  由此，这很可能是后世史官为凸显郗鉴忠义、王敦叛逆杜撰出来的说法。事实上，史书中这种象征性大于真实性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能全当真。
  郗鉴挂着尚书令的官职回到了建邺。但别忘了，之前的尚书令原本是王导。可想而知，王敦为笼络郗鉴，又把王导给坑了。
  王导先是丢了扬州刺史，这回又丢了尚书令，更不用提早在王敦起兵前，他还是江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重臣，一朝权力尽失，归根结底都是被王敦害的。王导烦透了，但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火，也只能憋着。无论怎么说，王敦是自家人，他不能让外人看出自家人不和气。
  王导忍气吞声，什么都没说。
  王敦并不认为纪瞻、温峤、庾亮、郗鉴是司马绍的人，至少不那么确定。
  在公元323年这段时间，庾亮和纪瞻都装模作样地提出辞职，但司马绍不同意。他们这副被司马绍赶鸭子上架的姿态（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也确实是被司马绍赶鸭子上架的）再一次麻痹了王敦。
  然而，这四位重臣的的确确是站在司马绍一边的。一年来，司马绍不知疲倦地搞着小动作，先后把中书省、尚书台以及皇宫禁军兵权全部揽到了自己手里。他没有就此松懈，因为他明白，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未来的处境将更加凶险莫测。
  王允之事件
  琅邪王氏家族成员众多，他们中一部分人聚集在王敦麾下，而更多的则在朝廷里任职。那些身处建邺的王氏族人，虽然可以视作王敦插手政务，监视皇帝的棋子，但从另一层面来说，一旦真的爆发战争，他们很可能会沦为人质，甚至免不了落得个玉石俱焚的惨剧。
  包括司空王导在内的绝大部分族人正因为有这层顾虑，所以对王敦激进的作风相当抵触。
  王敦有个堂弟名叫王舒，在朝为官。王舒的儿子王允之则常年跟随王敦左右。近来，王敦频繁跟钱凤商议对付司马绍的策略，王允之对此多有耳闻。
  公元323年底，王舒晋升廷尉。王允之从姑孰回到建邺为老爸庆祝。
  族人在王舒府邸欢聚一堂。然而，就在这一片欢声笑语的气氛中，身为琅邪王氏宗主的王导和当事人王舒却显得心事重重。他们一边忙着应酬，一边时不时瞅一眼王允之，好像生怕对方跑了似的。
  当晚，亲戚悉数告辞，房中只剩下王导、王舒、王允之三人。
  王导目视着王允之道：“我有事要问你。”
  王允之正襟危坐，恭敬聆听。
  “这段时间，你一直跟在你堂伯身边，你跟我们说说他最近的情况。”
  王允之遂将他所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王导听罢，点了点头：“处仲（王敦字处仲）是怕自己死后王应撑不住局面，所以想采取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吧。可他大概不知道，陛下也不是善茬儿，绝不会坐视不理……”
  王舒一拳狠狠捶在案几上：“处仲办事不计后果，不弄个鱼死网破就不算完！万一有个闪失，王家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咱们不能背着处仲帮外人，但也不能束手待毙。”王导沉思良久，对王允之言道：“明天，你觐见陛下，就跟陛下这么说……”
  翌日，王允之谨遵王导安排，入宫觐见。
  司马绍对王允之表现得异常热情，王允之的神态则甚是紧张。寒暄过后，王允之言道：“臣在姑孰时听闻一件要紧事，不敢向陛下隐瞒。”
  “哦？你说，什么事？”
  “前天深夜，臣偶尔经过王敦屋外，隐约听到王敦和钱凤密谈，话语中似有不轨的企图。臣躲在屋外也听不大真切。隔了会儿，王敦可能察觉屋外有动静，便出来巡查。臣情急之下装作喝醉，吐得满脸满身都是，这才躲过王敦的猜忌。臣昨天一到建邺，就把这事跟家父王舒、伯父王导说了，他们忧心社稷，一个劲儿地督促臣向您禀报。”
  司马绍暗想：王敦图谋不轨还用得着你说？他心里虽这么想，但仍是满脸堆笑道：“王家都是忠臣栋梁，王敦虽然有时候办事莽撞了些，但说他图谋不轨，我是断不会相信的。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什么事都没有。”
  君臣二人又闲扯了几句，王允之告退。
  这段故事在《晋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描述，跟以上情节并不太一样。史书中是这样写的，当时王允之年方总角，也就是九岁至十四岁之间，他在屋外听到王敦和钱凤的密谋，佯装醉酒呕吐，躲过王敦的怀疑，然后将此事告知司马绍。司马绍听了王允之的话，恍然大悟，这才开始警惕王敦。
  如果稍加琢磨，就能发现史书中的记载相当不靠谱。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王允之的年龄。史料记载，王允之生于公元303年，而以上这件事则发生在公元323年，也就说，这时候他应该二十一岁，绝非总角之年。况且没人会把“谋反”这个词挂在嘴头上，就算王敦谈及也该隐晦表示，试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听懂这些？
  另外，司马绍当皇太子时，就一度想跟王敦拼命，继位以来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对付王敦，又怎能因为王允之的话才醒悟？
  史书中把王允之的年龄写小，又特意拔高王允之的作用，大约是世人普遍欣赏少年英雄这一情结所致吧。
  总之，这段故事的内幕，是王导忧虑家族安危借机与王敦划清界限，并向司马绍聊表忠心罢了。不过他这么干也不算出卖王敦，即便他不说，是个人都能看出王敦图谋不轨，更别提聪明的司马绍了。
  蓄势待发
  司马睿想让郗鉴做江西都督的企图引起了王敦的警觉。
  公元323年底，王敦进一步扩张势力。他让胞兄王含（王敦养子王应的亲爸爸）做了江西都督，堂弟王舒（王允之的爸爸）做了荆州都督兼荆州刺史（上任荆州刺史王廙刚死），就连一直跟自己作对的堂弟王彬也做了江州刺史。再加上先前任命的青、徐、幽、平四州都督——堂弟王邃以及湘州刺史——亲信魏乂，王敦基本控制住东晋国境内绝大部分州的军权。
  公元324年初，王敦派兵深入扬州吴郡，把江东最大的豪族周氏满门屠灭。“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成了历史，王敦的亲信——沈充，得以一家独大。然而，他这么干，又一次把王导给惹毛了。
  这些年，王导在维系自己与江东士族的关系上费尽心机，自周玘周勰父子叛乱平息后，他从中斡旋，让周氏一门五人封了侯爵，周札、周筵全都官居要职。王家出了这么多事，可王导的地位依然矗立不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江东士族拥戴。但是，王敦的做法跟王导背道而驰，最终把他苦心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
  “处仲真是疯了！”王导气得浑身哆嗦。
  这年夏天，天气酷热难耐，王敦憋得简直喘不上来气。
  这辈子大概是快走到头了……
  他心急如焚，只希望能赶在自己死前把权力稳固好。于是，他任命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胞兄王含为骠骑将军，又责令朝廷削减三分之二的禁军兵力，并处死了两个深受司马绍信任的低级禁军将领。
  钱凤也看出王敦命不长久，他问道：“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商量的大计是不是交给王应来办？”
  王敦叹了口气：“这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王应年纪还小，应付不来。”他想了很久，言道：“我有三个主意，你听好了。上策：我死后你们辅佐王应向朝廷宣誓效忠，但求保全门户；中策：我死后你们退回武昌拥兵自守，但也不要跟朝廷为敌；下策：趁我没死，再跟朝廷拼一把……”从王敦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基本放弃跟朝廷开战的想法了。
  钱凤点着头，心里却想：他王家有王导撑着，想保全门户不在话下，可自己早成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到时候断没活路。旋即，他暗中与沈充约定，待王敦一死，即刻举兵攻打建邺！
  与此同时，司马绍正聚精会神听着刚从姑孰回来的侍中陈晷的禀报：“什么？王敦病啦？”
  “他说话有气无力，看起来病得不轻。”
  司马绍还是不太相信，又吩咐散骑常侍虞：“你去给王敦送点药，就说朕挂念他的身体，一定要仔细观察他的病情。”
  虞前往姑孰。翌日返回建邺。
  “这回臣看仔细了，王敦脸色黯淡，跟臣说话也是强打精神，完全下不了床。”
  “当真？”
  “千真万确！”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司马绍长长吁了口气，此时此刻，他意识到决战之日终于要到了。他完全没有恐惧，反而抑制不住地兴奋。当即，他冒出了一个极大胆的念头——我一定要亲眼看看王敦的军营。
  7月的一天，司马绍换上一身轻装便服，悄悄出了皇宫。宫门外早有侍卫给他准备好了骏马，司马绍飞身跨马，狂抽两鞭，带着几名亲信侍卫便向着建邺西南方向的姑孰疾驰而去。跑了大半日，王敦的营寨依稀映在眼前。司马绍又跑近了些，直抵军营外围，然后绕着军营转了一圈，将王敦的部署尽收于眼底。
  军营守卫很快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慌忙向王敦禀报。